2015年1月4日，深圳某公证处排队场面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近些年我国机动车数量增势迅猛。交通状况和大气质量，关乎群众顺利出行和身体健康，为缓解交通压力、治理大气污染，我国有些城市采取了机动车限购、限行等措施。这种用行政化限购、限行手段治堵治污，确实比市场化调节见效快，但其法律依据却存疑，甚至有违反程序正义之嫌。

　　再看看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他们主要是通过建设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合理规划道路等交通设施系统、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等间接方式，来疏导引导公众自愿减少使用机动车，而不是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方面，直接限制、禁止使用的措施。特别是在机动车污染排放方面，污染的根源是燃料环保标准不高，污染物排放量大。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燃料环保性，长效治理污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为此，许多国家大力推广环保车，不断提高燃油质量标准，这些思路值得我国一些城市借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除“限购令”以外，“限外”方案中一些条款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深圳市表示，中心四区工作日早晚高峰禁止外地车通行，可“港澳号牌车辆不受该限行措施限制”。且不论这种规定，是不是应该一视同仁，是否“厚此薄彼”引发公众不满，单纯考虑到对外地车辆的限制行为，恐怕也不是该市一级人大的职权，是不是需要请省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依法来授权?

　　使用机动车看似只是日常琐事，实则是公民法律权利的具体体现，使用机动车出行是公民的正当权利。面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的城市病，一限了之是最简单、也是最低级的策略。表面上看，减轻政府的当下压力，到头来伤害的还是政府的公信力。从这个角度说，限购、限行只应在有限的条件下、有限的范围内和一定的时间里使用，不能成为常态化甚至永久性的污染治理措施。即便根据实际需要，确实要使用这些限制性举措，也应该符合法律程序，依照法律规定来执行。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对地方政府对机动车的限行行为作出规范，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