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资料图

　　在全社会，人们把高考升学率作为教育质量评价标尺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这就像今天没有人再把GDP作为评价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一样。

　　——题记

　　一

　　6月7日至8日，我仍然像往年一样，到地方巡视高考。

　　不少地方，为了给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可以说，做到了“一切为考生让路”。就连建筑工地也要停工，建筑垃圾、渣土都要停运，等等。高考，关乎孩子的未来，关乎家庭的命运，似乎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其实，冷静想想，建筑工地、运送建筑垃圾、渣土的车辆招惹考生什么啦?这样保护考生权益的结果，是不是在损害其他人的正当权益?这种所谓保护考生利益的行为，对考生本人的成长到底是利还是弊?又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

　　有一位官员，给我讲了发生在他自己家里的故事：妻子为了监督女儿学习，专门在女儿房间的门上按了一个猫眼，不时地趴在猫眼上看看女儿是否在学习。一会儿不看看，心里就不踏实。时间长了，女儿也感到奇怪，妈妈怎么知道自己在房间里干什么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冷静想想，这么监管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她自己将来又能走多远!

　　在高考期间，我也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关于那所被冠以所谓“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中学的报道：警车开道，几十辆大客车送学生去六安考场准备高考。警车开道的车牌是“91666”，意思是“就要顺顺顺”。道路两边，家长夹道欢送。学校的操场上一直不断地播放那几首送行的歌曲：《好日子》《好运来》《旗开得胜》。我不知道，这些报道究竟要向社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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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人们在盘点一个地方的教育政绩的时候，最能挑动人们神经的，似乎就是这个高考季里发生的各种故事。

　　冷静想想，在我们这个高考大国，演出的高考活剧何止这一出两出。

　　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样，一年一个收成。而要获得好收成，就要有好种子，于是抢生源，“花钱买好苗子”的闹剧常年在不少地方上演;有了好收成，就要卖个好价钱，于是，各地“状元”们可以“待价而沽”，那些所谓的重点大学招生人员，在高考分数出分的当天，早就潜伏到各省，通过威逼利诱，争取先拿到考分名册，然后，去做高分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的工作，这个学校的游说者前脚走，那所学校的工作队就进来了，各自摇动巧簧之舌，许以各种条件，恨不得将天下状元全部一网打尽，全没有了大学之斯文。他们这些人也挺可怜的，明明知道多几分、少几分，并不决定人才的培养质量，但他们已被面子所绑架。

　　当然，还有各种“庆功剧”，也有“互掐剧”，你说你第一，我说我第一……。在这里，谁是第一已不重要，教育的斯文与尊严，就连教育无论如何都不能突破的底线——诚信，也都早已成了一地鸡毛。

　　二

　　这一切，都以高考的名义，这一切都以高考改变命运的名义，……在上演。

　　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那样一种极端困难的时代，如何把中国从十年文革的极左思潮中拉出来，邓小平选择了教育和科技。1977年，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让许多莘莘学子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成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关键一着，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成为亿万家庭改变命运的重要路径。

　　弹指一挥间，39年过去，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三大变化：一是从精英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高等教育，在许多地方甚至已进入了普及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机会短缺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已从国家计划分配转变为市场自主择业。大学生能否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已经不能靠大学生这个身份自身来确定，而是由其所接受的大学教育本身所给予的能力和素质来决定。三是人们走进大学之门的路径已经多样化，已不再是只有一次性高考上大学这个“独木桥”。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及其高考所承载的功能，与39年前恢复高考制度时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高考不再像精英高等教育那样直接承担改变学子命运的功能，而是为每个人提供其适合的高等教育学习机会，从而为人的生活、就业、谋生奠定基础。

　　可是，受“高考决定命运”这种精英教育高考功能观的影响，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唯升学率马首是瞻”的教育政绩观，每逢每年的“高考季”，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的各种声音甚嚣尘上，重奖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的报道不绝于耳。一年一年，周而复始，导致整个教育都在围绕高考来运转，以至让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的宣传、炒作绑架了整个教育，教育的功利性越来越强，离党的教育方针、离教育的本质越来越远。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当一个地方，把追求高考升学率作为教育政绩的主要追求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教育往往就会陷入单纯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体育、美育的泥沼之中。这种应试教育，极大地挤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扭曲了教育的本质，是与党的教育方针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相背离的。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导致基础教育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教育成为工厂，成为制造大学生的流水线，……这种追求大规模、工厂化的办学思维，与人的成长、与人的培养规律是背道而驰的。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极大地挤压了我国教育改革的空间。人们明明知道单纯的应试教育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但在片面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下，谁也动弹不得，谁也不敢冒险去实施教育改革。这就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一个又一个，而各地的教育运转却原地不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严重削弱了我国教育的竞争力。不少地方把高考升学率作为评价教育的主要依据，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已经绑架了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整个教育陷入了日趋严重的升学竞争之中，重复学习、重复训练成为许多地方的教育常态……，以至于各地普遍提前结束初中、高中的新授课程进行备考，事实上等于缩短了我国中小学教育学制，导致中小学生接受新知识学习的时间越来越短。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制造了大量的考场失败者。我们的应试教育体制，只承认英雄，只崇拜学霸，整个学校体系就像众多的绵羊围绕着一只藏獒来玩，成者王侯败者寇，导致大量的学生以失败者的心态进入社会。国家兴办教育事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促进每个公民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更不是为了追求少数人的升学成功，而是为了每个孩子的成功提供良好的教育。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严重扼杀创新人才的培养。人才是多样的，教育是多样的，可我们的高考制度以总分论英雄，截长补短，提高总分是王道，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是鼓励个性发展的教育，更无法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和成才路径，培养学生兴趣、张扬学生个性的教育道路几乎被堵死。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并没有给社会底层的孩子真正打开社会流动的通道。不然，人们就不会关注近年来重点大学农村学子占比下降的问题，国家也就不会出台各种面向农村学子、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人们将“高考”看作是社会公平的典范，看作是弱势阶层改变命运的惟一通道。问题是，一方面，越是弱势阶层的子女，其受教育条件、家庭教育环境越差，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教育机会的可能就越低，同时，更不可能通过额外的教育补习去提高升学能力。另一方面，在残酷的升学竞争中，如果学生获得的应考知识不能转化为素质和能力，他们在走向以能力为本位的社会竞争大舞台的时候，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更会处于弱势地位。这就是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大学毕业一旦无法找到工作，非但自己不能改变命运，甚至会导致整个家庭因教致贫。因此，以知识传授为本位的应试教育，并不是农村孩子的“盛宴”。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引发了全社会日趋严重的非理性教育思潮。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把高考看作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战，导致全社会对教育弥漫着一种非理性的教育思潮，在这种高考决定命运的非理性教育思潮的蛊惑之下，人们谁也不敢输在所谓起跑线上，而这个起跑线越画越早，早到人种、胎教、早教、幼儿园啦!中国的儿童，从此成为没有童年的一代。这种教育危害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心灵的健康成长，导致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积极的人生体验。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形成了一大批应试教育的“食利者”。当全社会陷入对高考升学率的盲目崇拜的时候，当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政绩观统治教育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围绕着应试教育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利益链条，各种竞赛、培训、有偿家教、补课，……培养了一大批寄生在高考这根利益链条上的“食利者”。作为利益集团，他们自身已成为阻碍教育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让有钱人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成本，正在破坏教育公平的基础。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给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将我国少年儿童牢牢地摁在日益扭曲的升学竞争的战车上，他们早早地失去了童年，给整个人生基调留下的灰暗的消极体验;他们早早地就被灌输了一种“多考一分，干掉一千”的“有你无我”丛林思维，扭曲了这些孩子的健全人格;他们早早地成为全社会劳动时间最长的一个群体，导致这些孩子的“早熟”……

　　三

　　以高考论英雄，这种精英教育的高考功能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一种“异已”力量。

　　这让我想起了拜物教。这是把某种物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原始宗教。在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由于对自然现象缺乏理解，以为许多物体如石块、木片、树枝、弓箭等具有灵性，并赋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以及支配人的命运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拜物教。

　　走出“高考拜物教”，挣脱“高考”以及由此形成的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对教育的统治，迫切呼唤全社会教育理性的回归。

　　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的精辟思想。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

　　走出“高考拜物教”这一影响、束缚、制约我国教育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异己”力量，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教育理论勇气，运用我们的理智，正确认识高考的功能。

　　今天，全社会关注高考、支持高考、理解高考是好事，但是，围绕高考的一系列非理性认识必须进行清理。

　　高考关乎人的命运，但高考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

　　高考的成功并不等于人生的成功，高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为不同的人提供其适合的高等教育机会。

　　高考重要，但高考并不是教育的全部，更不是教育的根本。

　　高考升学率关乎教育质量，但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而是为了促进每个人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从教育的终极意义上讲，一个赢得发展比赢得高考更重要;一个人一旦赢得了发展，就一定会赢得高考。

　　归根到底，评判一个人所接受的高中教育是否成功，并不是高考本身，而是为人的一生的成功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走出“高考拜物教”这一影响、束缚、制约我国教育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异己”力量，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启蒙勇气，运用我们的理智，开展一场教育思想解放运动。

　　从政府层面讲，各级政府兴办教育要彻底走出为少数学生升学服务的“精英思维”的束缚。政府举办教育绝不是为少数人升学，更不是为少数人升入重点大学服务的。判断一个地方教育健康与否、成功与否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的保障水平和每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水平。

　　从社会层面讲，全社会要尽快走出争相为第一名喝彩的“状元思维”的束缚。热炒“高考状元”，比拼“北清率”、“一本率”，这种只为少数人的成功喝彩的教育思维，一方面，在全社会助长了应试教育的政绩观，催生了愈演愈烈的非理性教育思潮，恶化了全社会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不承认学生的差异，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学生的成功，只承认少数学生的成功，将大多数孩子打入失败者的行列，恶化了学生的成长、成材环境。

　　从学校层面讲，学校教育要走出一切围绕考试升学运转的“应试思维”的束缚。学校教育应该有基本的教育理性，学校不是为应试而存在的，学校教育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为了培养人、造就人，育人永远是学校教育最神圣的使命，否则，学校也就失去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学校教育应该有基本的法治意识，必须遵循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教育宗旨，必须遵守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否则，学校就失去了培养现代公民的资格;学校教育应该有基本的科学精神，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必须依靠教育科学，否则，学校也就失去了现代精神;学校教育应该有基本的底线思维，学校在追求升学功利时，不能以牺牲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发展、长远发展为代价，否则，学校教育就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正义。

　　从家庭层面讲，家庭教育要走出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龙凤思维”的束缚。这种思维的最大危害在于：把教育当作孩子“出人头第”、“光宗耀祖”的工具，把孩子考试的成功当作孩子人生的成功。这种思维让家庭教育患上了“近视症”，孜孜以求的是孩子在考场上的成功，而忽视了孩子最可宝贵的“成人教育”：品格、能力、个性、创造性……。从“龙凤思维”到“成人思维”，这是中国家庭教育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希望!必须承认，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父母，已经具备家庭教育回归理性的条件。（张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