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结果被质疑，开放科学课遭遇“成长的烦恼”
看到新一年度北京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目中标公告后，少年创学院CEO张路懵了——他们公司申报的所有课程全部落标。
这意味着，在参与这一项目两年后，作为元老单位之一的少年创学院被踢出了局。
此次招标由北京市教委发起，通过向社会机构购买开放性科学活动资源，在2017—2018学年为全市初一、初二年级学生提供科学实践课程，项目总额5.6亿元，具体采购者为北京市教育技术设备中心。
仔细查看中标名单后，张路和其他落标公司认为其中存在问题——围标者中标、串通投标、盖错公章者中标、失信被执行人中标……他由“懵”转为了“愤怒”。几十家落标公司决定，用举报和投诉的方式，为自己维权。
其实，这也是开放性科学课走到第三年所遇到的“成长的烦恼”。一项开先河的创新之举，如何能在具体操作层面更加完善，把这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标杆立得更稳？
源起：“挑不出毛病的顶层设计”
项目始于2015年。
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落实《北京市基础教育部分学科教学改进意见》和《北京市实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课程计划(修订)》的要求，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北京市教委于2015学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目。
它有“自主选课”和“送课到校”两种形式，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喜好自行选择课程，并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时间到课程资源单位上课。
多位受访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顶层设计“非常好”。
作为该项目设计成员之一，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创新思维教育研究中心理事长李亦菲指出，这一项目的重要落脚点就是“开放”。它可以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来源单一和学生个性化需求的矛盾，而通过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同伴资源的开放共享，还可以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而且，该项目与中考分数挂钩，满分20分。李亦菲说，如此一来，能够缓解和改变以往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脱节、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今年刚升入初二的北京学生爱萌(化名)就在开放性科学实践课上做过橄榄油手工皂、芦荟胶和液氮冰激凌。她喜欢开放科学课，觉得放松又有趣。爱萌并未在学校接触物理和化学，她对这两门学科的最初印象，就来自所选的开放科学课。“它挺好的，我建议小学生也能体验体验。”爱萌说。
社会力量的优势显而易见——他们更新、更快，应用性更强。北京景山学校科技教师吴俊杰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开放科学课是开了体制机制创新的先河，催生了科技教育的专业化。“学校里，老师水平的天花板就是学生水平的天花板。引入校外机构，是给科学课注入了新鲜血液，能给学生更广的视野。”
某科技教育公司负责人林炎(化名)也认为，和学校相比，公司上课的形式更为多样，更加强调实践和动手能力，往往还有自己的独门教具。“我们能开的一些课，学校根本开不出来。”
也正是看到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潜力，北京市教委出手，在基础教育阶段来了一场教育供给侧改革。开放科学课鼓励孩子走出校园，让不同学校的学生因为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参与不同领域的研究，和不同人进行交流，生成自身的创造力。
活动进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2015年7月，北京市教委首次面向社会征集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资源单位和活动项目，到了11月，课程正式开展。后来，随着政策明朗，入局的玩家也越来越多：2015年秋季学期，共有202家单位为全市初一学生提供了851个活动项目；2016年第一次招投标时，则有400余家单位中标，在2016—2017学年提供了近2000个活动项目。
对公司来说，该项目也确实具有吸引力：按照规定，非财政供养单位开放科学活动每人次实施经费标准分为334元、291元和234元三级。这一经费标准和企业面向社会开课收取的费用基本持平，甚至还略高。
今年，是该项目采用招标方式遴选课程的第二年。但情况有些不一样——中标单位数量和活动项目数量都大幅下降。
本次共向社会招标约1300门活动项目，最终中标的是196家课程资源单位的946个活动项目。
根据落标公司了解到的情况，大量公司其实是倒在了第一关——资质审查。而最大的“坑”，就是银行资信证明。
招标文件指出，投标公司的银行资信证明可以采用复印件，但在实际评标过程中，复印件被判无效。张路说，他们精心准备的课程材料，可能根本就没有被打开过。
“如果说一所大学因为资质问题被卡掉，那也是个笑话。”4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内，实验室主要负责人之一陈征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出现这个结果，我们很愤怒，也很无奈”。
该实验室是两年前参与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第一批单位。
“这本来是‘多赢’：我们实验室的装置能发挥更大效益，教委也能用更少的投入撬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学生也能得到更为优质的科学教育内容。”陈征说。北京交通大学属于财政供养单位，其拿到的课程经费为非财政供养单位的三分之二左右。
然而，当项目的摊子越铺越大，陈征也感觉，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越来越像一宗买卖，一桩生意。“你能感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如果要到中学“送课”，实验室得专门租一辆金杯车，带上便于运输的实验器材，按照每个班3—5名助教的标准安排老师。然而，陈征见到过，就在他们上课的隔壁教室，某科技教育公司的工作人员拎着个小箱子，就教学生玩起了乐高积木——“这也算是一堂课。”
高校、科研机构和教育公司，是不同的课程提供主体。但在实际运行中，他们被“一视同仁”。陈征感慨，这带来的可能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边缘化”。
从去年开始，开放性科学实践课多了关于选课人数的硬性规定——一家课程资源单位一年选课人数上限为1万人。然而，一所高校动辄有好几个实验室参与，但它们又都属于同一家课程资源单位。“大学校和小公司，人数上限都一样，这和高校的服务能力并不匹配。”陈征说。
还有另一重更让陈征哭笑不得的“边缘化”。
对教育公司来说，参与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能够拿到教委经费，有利可图。有些公司动起了歪脑筋，和学校签订协议，操纵学生自选课程。
这一说法也在部分科技教育公司准备提交给北京市教委的一封公开信里得到印证。公开信中指出，部分资源单位勾结学校，影响学生正常选课。项目实施两年来，该问题屡禁不止。
但高校没有动力参与这样的商业运作。“其实，高校、科研院所等公益机构的课程，应该和商业公司分开，采用不同方式进行筛选。按理说，前者才该是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参与主体。”陈征表示，从整体上来说，高校开设的科学课程，质量会优于市场化运营的公司。
可今年，大批高校成了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局外人”。此次落标名单里，有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等。
陈征坦言，如果此次招标结果不变，他们会认真考虑明年还要不要继续投标。
谁来上课：课程质量如何保证？
课程质量，是今年招标中重点强调的内容。
“从过去两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到，有些公司开设的课程可能确实过于简单了。”北京教育学院创新教育专家于晓雅表示，公司开设课程的普遍特点是——基于兴趣的多，真正能引发学生思考的少。
今年的招标文件里，也明确列出了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科学含量低实践类，不符合学生年龄和心理类，简单动手类，单纯参观及操作体验类，单一软件编程类，与现行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实验相同或简单变形类。
“以前都说‘做中学’，现在我们觉得，还要在‘学中思’。‘做中学’的课程特别多，但‘学中思’的有多少呢？”于晓雅指出，这些不仅仅是社会公司的薄弱环节，校内科学老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不过，一次两个小时的活动课，可能确实承载不了那么多的期待。
根据规定，学生每学年参加同一资源单位活动原则上不超过3个，同一活动项目不得重复参加。“孩子上完一堂课回家，好不容易点燃的兴趣可能就被别的事情冲击得稀里哗啦。兴趣要怎么固化？”于晓雅觉得，要把一时的兴趣转为长期的探索，就不能光靠教育公司。
她认为，理想的状况，是政府有稳定的政策，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科技馆和大型公司履行他们的社会教育职责，将这些地方变成孩子们的开放性课堂。“小公司可以和大型专业机构合作，开展课程研发和项目设计。”
不过，中小型公司也有不同看法。
林炎表示，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小公司，其实各有优势。中小公司更接地气，更重实践，高校、科研院所更偏理论。课程资源单位的身份并不和课程质量完全挂钩。林炎说，毕竟，对中小企业来讲，开放科学课是个“大项目”，他们会全情投入；但对大公司来讲，这不过是小项目，可能并不会特别上心。
“坦白来说，大多数烂课都出自中小型公司，但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他们就必须提升课程质量。”今年是第二年招投标，林炎看到，很多中小公司都在课程研发上下了大力气，“质量噌噌就上来了”。
“高校、科研院所固然好，但毕竟是事业单位，不是市场主体。前两年服务量大的，都是我们这些教育企业。”张路也认为，只有校内、校外、社区、家庭这些力量共同发展，才可能创造更好的创客教育和科技教育生态。他强调，政府采购的评选标准，应该是课程质量本身。
确实，无论是谁的课程，其质量都应得到审慎评估。
陈征说，不管招标书规定得多么详细，要对课程质量进行科学评估，还是需要现场听课。他建议，这一工作应由专家委员会来进行，专家可以来自参与活动的重点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学，每一门课应有两位或者两位以上的专家在实施过程中参与听课和评估。“他们的评估结果也该记录下来，为日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指导意见。”
7日，北京市中学已经开学数天，落标公司还在坚持走举报和投诉流程。他们之前发给此次招标代理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质疑函也得到了回复。在回复中，部分被指出存在问题公司的中标资格被取消。
然而落标单位要的，并非对中标结果的“小修小补”，他们希望能将结果推翻重来。
许多受访者表示，北京市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本来是“样本”和“标杆”，如果做得好，这一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林炎说，他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将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一股脑讲出来，和教委建立起良性沟通机制。
现在，一切俨然已经走到了一个微妙的节点。距离开课已经时日无多，而政府相关部门还未对举报方有任何回应。截至发稿，北京市教委尚未回复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请求。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本报记者操秀英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