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总数达到2555个,其中多数存在原住民迁走,古宅倒塌的现象,也正是这种凋敝和萧条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不过,单从改变其经济状况的角度施以援手恐怕未必能实现可持续、健康的古村镇保护与活化目标。不久前在我省滨州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古村镇大会上,社会学、农业、智慧乡村等跨学科、多行业的实践者围绕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单一经济视角易“适得其反”
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乡村旅游业态产品所创造的产能得到充分释放,在我省,日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以上的乡村比比皆是,而这种情况在全国各个省区都很常见。乡村尤其是古村落身上汇聚了宝贵的经济价值,这种观点几乎是不存在异议的。
而正如一些专家在会上指出的,当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命题,保护古村落首先要改善其经济状况,这种观点就更显得无可厚非。
不过,这种经济优先的模式已开始引发各参与方始料未及的一些问题。听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介绍,有的村落变漂亮了,百姓种地却不方便了,甚至吃低保维持生计的老百姓数量反倒增多了;为了保护村落,还有大量老百姓受到工商资本驱逐,不得不选择离开居住地。
从事乡村物品再造的知青工作室工作人员车然提供了一则或许更常见的案例。在贵州一个名为上甲的古村落,为了解当地布依族的织布过程,一位游客在邀请一位村民进行五分钟的织布表演后塞给了对方两百块钱。“原本自然的生活方式,现在成为一种牟取暴利的手段。”车然指出,因为无法脱离经济这种单一视角,看似善意的援助,反而导致了村寨原有价值体系的坍塌。
古村落保护重在“文化留根”
“在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搞清楚保护与活化的对象和意义是什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认为,若是出于怜悯仅关注其经济问题,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
“只从经济视角评价乡村价值,很多人只会得出乡村生产、生活都太落后的结论,乡村自然成为怜悯对象。”张孝德指出,这不仅导致了错误的开发观念,同时也是“破败的乡村没用”这种观点的来源。应该意识到的是,中华文明中的许多生活哲学来源于乡村,在乡村,绝大多数东西也都能得到有效利用——这又是当今循环经济的原始体现。“当前文明传承面临断代、断层危机,必须从乡村文化中汲取养分。”张孝德认为,复兴乡村文化才是古村保护与活化最首要的意义。
而如果能激发出村民的文化自觉,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更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教授鲁可荣指出,目前传统村落保护呈现出省级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政府却棘手乏力的状况,村民缺少自觉参与意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他借鉴浙江义乌何斯路村的发展经验提出,可能的破解路径是通过返乡能人等“新乡闲”的示范驱动,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形成村落的内源式发展动力,促进其与外部政府干预及社会力量有机整合。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也应当首先用于推动本地人对其文化的认同上。
借艺术打开村落“再生空间”
如今去台湾,人们不难发现,许多作家、艺术家等文化人都偏好在乡村置业。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永萍介绍,过去当地人也喜欢将乡村看作闲置空间或活化目标,现在则更强调“再生空间”这个概念。
从事“再生”的人既有原先在乡村生活的人,也有喜欢乡村、来这里开辟第二居所的新村民。李永萍提到,这样二元对立色彩更淡些,也更有利于提升原住民保护在地文化的积极性——过去,开发商进来后只是将村民作为雇员看待,村民的创意和积极性自然不会高,文化传承的动力也小。
“再生”的方式则多种多样,比如艺术就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据了解,台北也有块老房子状况很糟糕的村落,能出走的村民都走了,剩下的是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当地创意组织采取了这样的操作方法:在对房屋进行修葺达到继续居住的标准后,引入国际艺术家进行墙体等方面的艺术创作,还建立了青年旅社,以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吸引他们来这里从事夏令营等活动,村子里渐渐有了人气。以此为基础,政府委托非盈利组织协助村民讲述老房子的历史,那些原本弱势的老人变成了导览员甚至开起了在地农产品小店,成为艺术家们进一步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这个过程中,村民是以自己的技艺、自己的文化成为了家乡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李永萍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