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
年近八旬的非遗传承人卷入了一场他完全不懂的刑事案件中。在多次问讯中，他也只能反复向公安人员如实讲明历年制作烟花的情况。而复杂的法律问题则交给其子女帮忙聘请的律师。
2017年4月20日，赵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冀0133刑初4号)下达。
该判决书显示，经赵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19日，被告人杨风申因该村过庙会，组织部分村民在该村居民区非法制造烟火药被举报。公安干警当场查获用于制造“梨花瓶”的烟火药15千克、“梨花瓶”成品200个(每个瓶内药量约为1.46千克)以及其他原料和工具。经鉴定，查获的烟火药具有爆燃性。赵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杨风申已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杨风申的辩护律师杨昱为杨风申做了罪轻辩护。杨昱说，200个成品“梨花瓶”内的烟火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被告人不存在在人员集中区域制造爆炸物，被告人制作烟火药不是为了出售牟利或者出于其他违法目的，而是为在举办“五道古火会”时进行燃放。被告人杨风申主观恶性较小，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触犯了刑法。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时已年满七十五周岁，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赵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风申违反国家爆炸物管理法律法规，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南杨家庄村居民区非法制作烟火药15千克以上，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情节严重，应予惩处。同时法院也采纳辩护律师因主观恶性较小，应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意见。
2017年4月20日，赵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杨风申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杨风申不服判决，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县公安局城关分局相关负责人和赵县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均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他们表示，该案已进入石家庄市中院二审阶段，应以中院判决为准。
6月16日，赵县安监局危化科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烟花爆竹的生产必须由有生产资质的厂家生产，任何个人均不得生产，个人只能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一旦个人私自生产而涉及定案定刑方面的事务，均由公安和法院处理。
杨风申是否可由安监部门发放生产许可证呢?这位负责人称，县安监局没有发放烟花爆竹生产许可证的权限，只有省安监局才有，且生产许可证只针对企业，个人不可能获得生产许可，因此这位非遗传承人不可能从安监部门获得生产许可。
安全与民俗的冲突
杨风申案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网友热议。一部分网友认为法院判决冷冰冰，没有人性温度和常识。有网友称，“照这么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传续后代，这法律是在保护非遗，还是在害非遗?”
认同法院判决的网友则表示“杨风申被判刑与非遗传承人的身份无关，刑法不能因为他是非遗传承人就认为他在居民区制作火药对他人不会造成危险。”
杨风申的辩护律师杨昱认为，由于制作工序中烟花的不可替代性，非遗项目传承人必须亲自制作烟花，这又与现行的法律相冲突。虽有冲突，但其实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冲突之处仅在于欠缺一个资质或许可，如果杨风申取得制作烟花爆竹的资质，或事先找相关部门备案后得到制作许可，就不存在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这一问题了。
杨昱举例说，浙江温州市泰顺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药发木偶戏”也曾遇到类似问题。2008年5月，该项目传承人周尔禄“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被刑事拘留后，县政府立即召开协调会，认为其行为是为了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主观无犯罪故意，且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可依法免除或从轻处罚。之后，法院一审判决周尔禄免予刑事处罚。
此案也引发律师界的一些讨论。部分律师赞同杨昱的观点，认为杨风申没有触犯刑法，而只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律师认为对非遗传承人判刑是机械执法。斯伟江说，这个村在庙会期间制作烟花已有数百上千年历史，而之前没有人告诉这位非遗传承人会涉及违法，等其被举报后被抓并判刑的做法就存在问题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认为此案入刑并无不当。何兵说，民间非法制造烟花，造成重大事故屡见不鲜。杨风申在居民区非法制造烟火药对居民构成危险。制造烟火药数量超过入罪起点，属犯罪既遂。当然，考虑杨风申无主观恶意，且年龄超过75周岁，法院在判决时应减轻处罚，可处缓刑。
光明网一篇《正视传统文化与现代秩序的冲突》的评论称，非遗传承人因传承非遗而获刑，看起来只是一个个体不知法不懂法的偶发性事件，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些古老民俗文化与现代秩序发生的激烈冲突。法律和传统民俗活动应减少相互的抵触和冲突，找到一条既确保安全又成全文化的路径，实现应有的互洽。法律不妨给民俗文化一个出口。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就杨风申一事发出了一份官方说明。希望国家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尽快出台涉及火药这一危爆物品的具体适用法律解释，确保非遗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等待
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半个月左右，法院二审判决的结果就会出来。
2016年元宵节，杨风申在拘留所度过。五道古火会的烟花燃放活动取消，这是该村村民记忆中第一次没有燃放自制烟花。
2017年元宵节，杨风申躺在家中床上度过。“古火会”烟花燃放环节继续取消。
村支部书记杨银立告诉记者，在出事后的两个元宵节，当地公安机关加强对燃放烟花爆竹大型活动的监管和整治，古火会也不敢再组织燃放烟花的活动了。
南杨家庄村的多名村民也表示，这两年的古火庙会没有以前热闹了。“不放烟花的古火会，还能叫古火会吗?”
虽然就住在村里，但近一年多来，南杨家庄村的村民们已很难看到杨风申。
现在除了睡觉，杨风申在大部分时间里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就开始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10点多。想外出晃悠时，就在自己小院里转上几步。
“其实他心里压力大得很，围着电视看只是打发时间。”在杨风申的老伴看来，杨风申以前爱干红红火火的事，不嫌麻烦，而“犯事”后，怕被村里人说闲话，再也不愿出门，只能成天干窝在家里。
杨风申的小儿子说，父亲不愿出门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体不好。在去年被警方拘留时，杨风申血压一度升高至190，就在拘留所里输液。“连续输了四天药后，那里的护士跟我们说，血压降不下来，要赶快把人搞走。”几个儿女看老人身体实在太差，赶快申请办理取保候审。
之后，腰腿上面的老毛病也开始越犯越厉害。近一年多时间里，杨风申走路只能拄着拐杖，走个几十米就不行了。2017年4月在当地县医院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合并椎管狭窄，因为病人年龄太大，医生建议休息加吃药的保守治疗。
“出事以后只能安慰他说，我们全家以后继续支持老头子。”杨风申的小儿子说，现在大家都在等二审的结果，只能希望老父亲身体挺住，并能尽快摆脱这场法律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