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这确实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高端的医疗资源有限，且容易集中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当中，疑难杂症只能上这儿来，但医生数量有限每天看的病人也有限;同样，在政府定价机制下，即使是院士级别的专家，挂号费也就是300-500元左右，大量的病人涌来，哪怕不是真正疑难杂症的病人，只要有钱，也觉得挂专家号何乐而不为;医疗水平的层级性差异(特大城市、省城、市县乡乃，或者三甲、二级乃至社区医院)，严格的转诊制度没有建立，更使得这种本身旨在普惠的政策设计，变成了资源浪费、寻租丛生的局面。
的确，号贩子的存在并非“看病难”的原因，而是这种现象的结果。但这是一枚恶果，是横亘在所有病患及其家庭、以及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枚恶果。
稀缺资源的分配，从来都是一道社会难题，尤其当这道难题附加了民生属性的时候。看上去，现实的操作手段，无非是从立法、执法、监管上提高号贩子的违法成本，加大打击力度;同样，医院信息的共享、更严格的实名制，也是操作手段上的必选项——换句话说，如果供给端的资源短时间内无法得到量级上的增加，那么至少应该保持现有条件下的相对公平。
根源呢?恐怕是一道长期的难题。至少从现在看，建立高质量的私立医院、同时在公立医院中实行严格的实名制与转诊制度，是一条看上去可行的道路：让有钱人通过高价，以低时间成本获得医疗;让没那么有钱的患者，小病在级别较低的医院解决，疑难杂症则层级转诊，以相对公平的价格获得专家诊疗。后面一点，这就跟畸形的城市病一样：如果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获得良好的就业、教育、医疗机会，谁会愿意跑到大城市里蜗居漂流?
在这之前，医疗资源的供需不平衡恐怕还将长期存在。
最后扯一句离题稍远的话。岛叔的一位朋友在医院工作，待遇远称不上丰厚。女儿尚在幼年的他，曾经说了一句很多医护工作者可能心里都有的话：长大了学什么都行，如果学医，那就“不认这个女儿”。
为什么?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如果辛苦工作的医生(再加上之前的教育成本)都没有安全感每天还得戴着头盔上班、在薪资待遇和社会尊重感上也没有获得感，那么谈医疗端的有效供给，就是一句永远达不到的空话。他的另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搞臭一个行当很简单，但再把它搞起来，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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